近期，有一種觀點在新能源圈里引起了一定的波瀾。這種觀點認為，聰明如德國人都在大幅削減光伏補貼，加上補貼帶來的負擔如此沉重，因而是時候要限制新能源補貼了。這種觀點由于缺乏基本常識，無論在新能源圈、還是在財政圈，都沒有引起重視。但為了避免不了解情況的人被誤導，我們還是要梳理一下我國新能源補貼的問題。
在一個產業發展過程中，補貼就是像“梯子”，幫助產業度過困難的幼稚期，最終進入市場化的自我運營。關于補貼的爭論，我們需要思考的有兩個問題：一是我國新能源產業是否需要補貼，二是我國政府是否有錢補貼。
就是否需要補貼來說，事實勝于雄辯。我們可以看兩個例子：一是日本的混合動力汽車。通過補貼，日本混合動力汽車經過20多年的發展，已經占據全球近80%市場，而時至今日這個政策也沒有完全退出。
二是德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的例子。早在1991年，德國就規定綠色電力優先于傳統電力。2014年，德國對于可再生能源的補貼總額約為250億歐元（約合1750億元人民幣），德國已連續9年保持世界光伏發電第一大國的位置。截至2014年年底，德國光伏發電裝機容量約占德國電力總裝機容量的21.5%，是世界大國中占比最高的。
上述兩個例子，都經歷了20年左右的補貼過程。通過補貼這個梯子，它們分別躍升上世界第一的老大位置。如今，功成名就之后退出補貼，奔向新能源發展的“高階”層次。
新能源產業是我國在全球經濟競爭新格局中占有先機的先導領域，是解決全球氣候問題和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，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。黨和國家領導人，多次表示過堅定支持新能源產業發展，支持人類在不是很遠的未來告別化石能源的戰略方向。
對比國外市場，可以看到，在這個必須發展的領域上，我們恰恰是個蹣跚起步的“小學生”：雖然制造規模較大，但是先進的行業技術大部分不在我國；新能源發電占比嚴重偏低，核心技術比較薄弱，全社會都能參與的完整商業模式仍在探索，與新能源匹配的電力市場體系剛開始搭建……這些都令光伏等新能源產業，無法單純依賴市場實現自我成長，必須借助補貼這個“梯子”。這是不言而喻的。
那么，我國財政是否有錢補下去？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首先要分析新能源補貼到底需要多少錢，以及這個錢花的值不值。由于新能源發電成本的不斷下降，實際上我們不能以現在的補貼水平，考量未來五年、十年后的補貼額度。根據很多專家的預測，我國到2022年之前，光伏發電有可能撤掉梯子、平價上網；風電則要提前三年左右。如果這樣估算的話，即使我國新能源產業按照最雄心勃勃的速度發展，我們需要的補貼總額，仍然是可控的。
從更高的層面來說，考慮補貼的根本因素，應該在于補貼到底能為國家和人民帶來什么。就像國家每年7000億元投入高鐵生產和建設、換來了我國高鐵全球領先一樣，如果我們把光伏為代表的新能源定位為國家未來發展的基礎設施，并且用比高鐵少得多的錢，就能在全球新能源格局中占據領先位置的話，那這筆錢無疑花得是非常劃算的。
至于國家是否有錢補得起，新能源補貼是否會成為我國財政的沉重負擔，這實際上是個財政問題。2014年德國GDP折合9萬億人民幣，我國為14萬億。考慮到這種補貼是暫時性的、是工業引導性的，多數財政專家認為：德國人愿意且多年為梯子“埋單”，我們更有能力。
那么，為何還有補貼拖欠、甚至拖欠額度較大的現象呢？業內人士都知道，這主要是由于繁瑣的補貼程序造成的，與國家財力能否支撐，完全是兩回事。
全球經濟在“換場子”，新能源是新場子的先導領域。信心和預期，是任何市場最寶貴的力量，我們必須正面迎戰，勁可鼓而不可泄、決心要堅定而不可動搖。
我國新能源發展處在市場早期，正是國家、企業、學界共同發力，發揮裝備制造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，快速崛起、搶占全球新經濟話語權的重要時期。這時候討論限制補貼，就有可能使我們再次陷入國內市場很小、產品被迫低價出口的局面，這就中了我們競爭對手的“陷阱”，不可不警惕。
